德国汉学家卜松山探寻中国美学的诗艺文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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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卜松山（Karl-HeinzPohl），德国汉学家、美学家，特里尔大学教授。年出生于德国萨尔州的萨尔路易，先后求学于德国汉堡大学、波恩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修汉学、日本学、艺术史等专业。—年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哲学教授；—年任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教授，曾任系主任等职，年起任该校哲学研究院院长，同时兼任东亚研究中心教授与欧亚协会主席。

卜松山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伦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美学，以及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对话等领域的研究，著有《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思想》《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儒家精神与世界伦理》《郑板桥：诗人、画家和书法家》等学术专著，为《桃花源：陶渊明诗集》、李泽厚《美的历程》等书的德文译者。

“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有一个全球公认的假设，即西方研究模式下的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复杂性水平将作为普遍规范得以应用。在这条跨文化交流的单行道上，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现代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解读为中国与西方思想的斗争史，而现代中国美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年10月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上，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美学，以及中西跨文化对话的卜松山教授的一段发言。

数十年来，卜松山视陶渊明、郑板桥为跨越时空的挚友，将“岁寒三友”“仁者乐山”化入姓名，以禅悟儒，以儒解道，以道参禅，思接古今，学贯中西，终成一家之言，且致力于在中国与西方思想界搭建起一座以哲学和美学为支柱的跨文化交流桥梁。近日，记者围绕海外汉学研究、中西美学对比、跨文化交流传播等话题，对卜松山教授进行了专访。

缘起：禅宗、郑板桥与岁寒三友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汉学研究之路的？

卜松山：早在学生时代，我便对佛教的禅宗很感兴趣。禅宗激起了我的探索欲，但最初我曾误以为它是日本的产物。后来，在读了阿伦·瓦兹（AlanW.Watts，—）的《禅之道》（TheWayofZen）这本书后，我才明白，禅宗是很典型的中国佛教宗派，与道教也有渊源。这个发现让我对中国文化与思想萌生了兴趣。另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是林语堂（—）所著的《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ofLiving），这是一部 的中国文化指南，我拜读了该书的德译本。由于这些经历，从20多岁起，我便被中国文化深深地吸引住了。在学习汉学之前，我还学过两年的地球物理学，但与汉学相比，这门学科无聊极了。年，我开始在德国汉堡大学学习汉学，那一年我25岁。我从未后悔过放弃地球物理学而转向汉学研究的这个决定，因为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怎样的契机，让您将目光投向中国美学领域呢？

卜松山：年，我开始了在台湾为期一年半的留学生活。辅仁大学在新竹设立了汉语研究所，该所前身是耶稣会传教士的培训基地，后来开始教授汉学。这所学校汇集了来自各地的众多学生，大家活力四射，热闹非凡，我很享受那段时光。我的女友（后来成了我的夫人）当时也在该校学习汉语，她在台湾生活了两年，直到今天，她还常常说汉语。在台湾学习了一年半后，由于染上肺炎，我不得不返回德国治疗。回到德国后，我在波恩大学又学习了一年，参加了“东方语言高级研修班”并获得了文凭。在这一年，我师从乔伟（—）先生，他是我的第四位中国老师，在此之前，我曾先后师从刘茂才（—）、关愚谦（—）、赵荣朗（—）三位中国老师。这四位老师都是我十分敬重的人。拿到文凭后，我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一年内攻读了硕士学位，继而便是四年的博士生涯。

年，我在多伦多大学奖学金的资助下，首次造访中国大陆，并在南京待了两个月。当时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关于郑板桥的。早在台湾时，曾有人向我推荐过这位清代文人，他对郑板桥的赞美溢于言表，评价也很有趣。

在台湾时，我没想过有朝一日会读博，所以在当时写信给远在德国汉堡的老师刘茂才先生，向他询问郑板桥是否可以成为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刘老师很支持我的想法，他说郑板桥不仅是位诗人，还是书法家、画家，这让我对这位中国文人的兴趣愈发浓厚。就这样，我在台湾开始了对郑板桥的研究，同时还翻译了他的诗作。后来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我依然继续着这项研究。

在年的中国大陆之行中，我追寻郑板桥的足迹，造访了与他有关的城市，比如潍坊，郑板桥曾在那里做官；还有扬州，郑板桥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光。由于郑板桥不仅长于诗作，还精通书法与绘画，所以我的研究领域也涉及中国传统文学与艺术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最终选择了中国美学作为研究方向。

▲卜松山著　《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中文版（受访者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中文名字很有意境，是您自己取的吗？

卜松山：是我自己取的。西方的汉学研究者通常会有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卜松山”这三个字各有来历。我的德文名字和中文“卜”的发音接近，而且孔子曾有一个叫作卜商（字子夏）的学生。此外，中国的卜卦是最古老的卜辞文化。因此我取姓为“卜”。“松”源于松树，这是一种在中国很有象征意义的植物，中国人欣赏它挺立于寒冬的傲骨，将它归入“岁寒三友”。“山”来自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很喜欢这句话，在这里山是坚定、仁爱的象征。我的中文名字是受中国文化的启发而来的，有人曾以为这个名字和日本有关，那就大错特错了。

儒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所周知，中西思想价值体系渊源迥异，而且各自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在您看来，它们的根本区别在哪？

卜松山：我认为，中西思想的一个根本区别应该在于“人的概念”。在西方人看来，人的概念即个体的概念。“Individual”（个体）这个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 的“不可分割的”——这就好比人们过去认为原子不可再分一样。这种“不可分割的”个体独立存在，并且本质上享有一定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关于人类的“原子论”观点：我们都是原子，且独立存在，是 的不可分割的单位。

不同于西方，在中国，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relationalbeing）。进一步说，人的属性来自关系的建立与培养：先为人子女，后又为人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同胞，等等。我认为这是中西思想价值体系的根本区别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对儒学的研究由来已久，您是如何理解儒家思想的？当前西方学界对于儒学是否存在偏见？

卜松山：关于儒学，除了我刚才谈到的儒家对于“人”的理解，还有其对于家庭的理解。家庭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待人接物的“礼”也是如此——这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还是一种真正的“仁”的表现。

儒学在启蒙运动时期（17—18世纪）的欧洲曾备受推崇，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逐渐湮没无闻了，即便被人提起，大多也是负面性评价。那些评价与五四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儒学的态度如出一辙，它们都将儒家思想看作僵化的社会制度的象征。今天，西方已鲜有人真正了解儒学。也正因如此，像杜维明这样重申儒学积极意义的学者尤为可贵。他在哈佛大学任教以及从事学术研究期间，向他的学生以及对中国感兴趣的人，讲授、传播中国的历史与哲学，努力表达一种对于儒学的新认识。这种新认识强调儒学的精神层面，以及它对当今世界可能产生的重要意义。我个人也深受杜维明的影响。迄今为止，我 一次到访中国（在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就是去北京参加为杜老先生八十寿辰而举办的座谈会。

我认为，杜维明擦亮了儒学那黯淡已久的一面，那就是，儒家思想不仅是智慧的传统，而且是崇高的道德标准。除此以外，儒家思想还有一种近乎精神的传统，即强调修养和自我提升，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虽然人们常常将儒家思想与社会等级制度挂钩，但它绝不是等级制度。

有关社会等级的思想虽然属于儒家学说的一部分，但在当今社会早已无用武之地。儒学并非像教条式的学说那样不容许有任何更改，它是丰富的文化资源。人们当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儒家思想中，哪些在当下来看是有趣的或有意义的？还有哪些是应该被摈弃的？

▲卜松山著《中国思想史、文学和文化研究》（德文版）（受访者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很多专著中提及“后儒家”，能否就这个概念做进一步阐述？

卜松山：众所周知，当今中国关于儒学的研究开展了不少，儒家学派也纷纷出现，但这样的研究依然很有限。我认为，儒家思想是作为一种不断“润物细无声”的导向和价值体系而存在的，这一点应该更为重要。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后儒家价值体系”。儒学作为一种制度随着中国封建帝国的终结而消失了，但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比如如何看待家庭，如何对待长辈，如何对待老师，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一位专家曾经告诉我，在中国，深受儒家等级观念影响的人们，会按照儒家的方式思考。但这方面的影响是无意识的，而作为学说所起的作用则相对较小。今天，有一部分中国人，因为延续五四传统，自然对儒家思想持批判态度。从这个角度看，儒家思想是复杂多面的。

美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美学传统，但从学科角度来看，中国的美学是在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西方美学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那么中国美学的独到之处是否对西方也有所启发呢？

卜松山：对于中国来说，美学最初是舶来品。但如果把美学理解为艺术哲学，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明白，这一学科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相当契合。当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时，他们就意识到，宗教（基督教）塑造了西方，而美学塑造了中国。他们认为美学在功能上等同于宗教。因此便有了蔡元培等人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林语堂在他的散文集《吾国与吾民》中也写道：“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

中国的语言或文字其实是存在审美维度的，它既存在于文字本身，也存在于书法当中，且完全不为西方所知。书法与绘画、诗歌紧密相连，它们在中国具有独特且鲜明的魅力。但遗憾的是，中国诗歌的审美特质，也就是它在形式上的特点，很难在翻译中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这大大限制了西方人对于中国诗歌的品鉴。然而，即便有这样的限制，中国诗歌在20世纪初传入西方时，依然对欧美艺术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以埃兹拉·庞德（EzraPound，—）为首的美国意象派诗人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在欧洲，古斯塔夫·马勒（GustavMahler，—）创作了一部伟大的交响组曲——《大地之歌》。这部组曲取材于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篇。尽管这些诗歌经翻译后与原作相去甚远，但马勒的这部作品代表了在中西方之间搭建文化桥梁的首次尝试。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值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