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纵横丨清代教师叫塾师,来看他们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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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国家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尤其是注重提高教师待遇和地位，还专门将9月10日设立为教师节，从而使教师成为受人青睐的职业。古代有一种教师的职业叫塾师，也称为私塾先生，他们相当于现在民办学校的老师。

塾师的工资叫束脩

我国最早的塾师，就是春秋时期的教育家孔子，虽然只是个塾师的身份，可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巨大，他提倡“礼、乐、书、数、射、御”，把这“六艺”作为教学内容，开了素质教育的先河。因此，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到了清代，塾师已经成为当时较为普遍的教育工作者，其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部分来自那些读了一些书、没有条件参加科举，或参加科举屡遭失败的读书人；另一部分来自获得一定功名，但未能进入官场，有的是已做官而被革职的，或退休回乡的读书人。他们用所获知识谋生，叫“舌耕”。所以那时，发生了不少塾师方面的趣事。

清代聘师教孩子，是有一定程序的，一般先要托人查访品学兼优的师资；待聘塾师也要了解一下来聘者的情况，尤其是对学东本人的实力和信用。经过互相介绍、了解，双方同意后，要在旧历年前把“聘书”送达待聘塾师，叫“下关书”。应聘塾师把关书留下叫“定摄”。这样，就可以专等来年开馆啦。塾师上岗叫“就馆”。

塾师的聘期一般为一年，腊月底结束教学，叫“满期”。满期时学东要再设宴款待老师。如果来年还要续聘，要另下关书；塾师因故确实不能续任，或学东挽留不真心，就主动告辞，叫“辞馆”，都要在这次宴席上说妥。散席后，不管是续聘或辞馆，学东都要把一年的束脩算清，并派人带上学生送的“年礼”将塾师送到家中，叫“放年学”。

塾师通过教学课徒获得的收入，主要有束修、膳食和节敬三项。塾师的工资叫束脩，主要来自学生学费。束脩是按年计算的，但是通常东家会在清明或端午、中秋及旧历年前分三次付清。对于塾师，学生家除去固定的束脩外，除非特殊情况还有膳食的招待；另外每逢端午、中秋还要给老师送“节礼”。这些都是塾师的待遇。

那时塾师的教学方法，最常用的是阅读、背诵，那些七八岁至十几岁的孩童甚至不知道所读的是何书，更不知道所读的书是何意，只是按照老师的要求读、背，都能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古语云：书读书百遍，其意自现。这句话成了私塾先生们的教学原则。经过上百甚至上千遍的阅读背诵，孩童们多多少少就会理解文章的意思，悟到一些圣贤的哲理。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的许多文学大家多是从小接受私塾教育，从而具备了坚实的文学功底。

蒲松龄当塾师写出专著

那时做塾师的文人居多，尤其是失业文人的最重要职业选择。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大多数时间都在舌耕，以此来养家糊口。他就是塾师的典型代表。当时把设私塾叫“设帐”，结束叫“撤帐”。蒲松龄“屡设帐缙绅家”，长达五十年，其中三十年在淄川西铺毕府度过。

康熙十八年（年）蒲松龄到毕家坐馆。毕家在明末是名门望族,学东毕际有之父叫毕自严，号“白阳”，官至户部尚书,故称“白阳尚书”，其弟毕自肃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御史。毕际有在顺治二年（年）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县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州。因解运漕粮，积年亏欠，赔补不上，被罢官。毕际有归乡后,无意再进官场生涯，乐于在诗酒琴棋、园林景色、子孙绕膝中享受乐趣。毕际有的十六个孙子都成了蒲松龄的学生。

蒲松龄教毕家子弟读“四书”“五经”,学制艺文，教“事亲敬长之节，威仪进退之文”。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根据自己的爱好，打破常规引导毕家弟子学习诗歌写作，研读庄子和列子，他认为这才是“千古之奇文”，这在当时属于惊世之举。坐馆期间，蒲松龄还到济南参加过三年一次的乡试,也带他的学生到济南参加考试。遗憾的是，蒲松龄和他的学生都未能中举。

在毕府，蒲松龄白天教学生读书，夜晚他则挑灯夜读、辛勤写作。毕府的万卷楼，经史子集，无所不有，这给了蒲松龄意外的惊喜，“书充栋,凭君剪”，显然蒲松龄的文学修养，与此间的苦读不无关系。

此后，蒲松龄还到沂蒙山腹地的沂水县城西南部刘家做过塾师，其小说《钱流》，据说就是以刘家为背景写成的。再后来，蒲松龄又到沂水县沙沟镇李家设馆授徒，此处离齐长城关口穆陵关不远，教学之余，蒲松龄便常到关前山河寺唐代银杏树下与寺内高僧品茗赏景，谈古论今，了解了不少掌故，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沂水秀才》《杜翁》等十多篇以沂水为背景的小说。

蒲松龄做塾师深有体会，他常说“人言教书乐，我道教书苦”，认为“今日村庄家，礼体全不顾”，是说当时塾师的待遇较之以前差之甚远。那时，塾师生活十分清苦是无疑的，塾师在一乡算是有文化者，除去教书，为东家做事外，还要为乡党邻里做许多杂事，写对联写文书等，蒲松龄也为乡亲们做了不少。

因为有了塾师的经历，蒲松龄还撰写了《塾师四苦》《学究自嘲》《教书词》《先生论》等专著和戏《闹馆》，生动地反映了塾师的地位和日常生活，给今天研究私塾教育和塾师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马塾师的模拟试题很灵验

清代，仍然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钦定解说儒经的标准教材，考生答题万变不离其宗，这就给一些人有可乘之机。陕西高陵著名塾师马述融，是贡生，擅长八股，尤其娴熟集注。他根据多年教学和观察考场积累的经验，揣摩出一手“模拟试题”的绝招，往往巧发奇中，屡试不爽，他的门生很是得利。

清代规定，高陵每年进学的名额是12人，马述融执教期间，每届中试的考生总有四五人是他的学生。40多年间，竟有多名秀才出自其门下。有人为他题联说：“手植桃李三千株，面授青衿二百人。”马述融的“模拟试题”这么出名管用，所以前来受业者络绎不绝。临潼有个60多岁的老童生“帽辫刘”也来求学，而这年马述融才50多岁。清制规定，应试童子试，即考秀才的学子不论年龄，发辫上都要扎上红头绳，还得吊一枚制钱，这老夫子叫“帽辫刘”，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这位刘君已经应试40多回均未中。中青年时，“帽辫刘”就和渭南翰林雷延寿的祖父、父亲一起应试过童子试。后来直到他变成白发皱面的老头儿了，还拖着细红小辫子和14岁的雷延寿一同步入考场。“帽辫刘”握住雷延寿的手说：“娃娃，我们已经有三代交往了，这不正是爷爷孙子老兄弟嘛。”此事传开，成为士林一大轶闻。

结果，马述融的“模拟试题”还真管用，门下受业不到8个月，“帽辫刘”就在第二年就中了秀才。捷讯传来，马述融焉能不兴奋，于是赋诗曰：“老夫何敢作项槖，绛帐喜逢鲜于通。”鲜于通是传说中的一个困顿的念书人，到晚年总算是发了迹。可怜“帽辫刘”只结了一个秕子，不仅没能再上层楼，连谢师都没来得及，就呜呼哀哉了。

来源：《南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