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组建的忠义救国军,有四任总指挥,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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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戴笠原先派在上海的特务处骨干，在日军的打击下，纷纷逃进租界。戴笠只得亲自赶到上海，重新布置特务网，并和青帮头子杜月笙等人合作，组织了一个“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是杜月笙、杨虎、钱永铭、刘志陆、张啸林、贝祖诒、张治中、戴笠、宋子文、吴铁城、俞鸿钧、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等人。

张治中、戴笠、宋子文等人不过是挂名委员，实际负责的是杜月笙、戴笠、刘志陆这三个常务委员，戴笠兼任书记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在青浦和松江办了两个训练班，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副主任负实际责任。这两个训练班，训练时间只有两三个月，训练内容是短期军训教育，特务工作的基本知识。训练对象，有很大一部分是流亡学生和失业青年，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以小学毕业和初中肄业的居多数，高中生仅少数人。这批人以后就成为这个特务武装的骨干，仅次于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出身的嫡系门生，是“军统”武装特务组织中的骄子宠儿。抗战胜利后，活着的基本上都当上了校级军官。

之后，在戴笠的策划布置下，又组成了另外几支武装特务部队：1，陆京士所领导的邮政工人支队；2，杨虎组织的海员工人支队；3，由杜月笙、向松坡和工商界人士等帮会力量组成的混合联队。邮政和海员两支工人支队，成分较纯；混合联队，人数最多，成员的成分也最复杂。有原军统特务、旧军警、失业工人、失学学生、小商小贩以及地痞流氓散兵游勇等，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混合联队由陶一珊率领。

这些武装由于缺乏训练，成分也复杂，虽然公允地说，在淞沪确实和日军血战过，但是战果并不大，很快被日军击溃。由陶一珊率领残部撤离上海，沿沪杭公路线转入浙江境内。

年，这些武装正式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忠义救国军”。据当年亲身经历其事、深知内幕，在上海时就跟特务头子周伟龙搞总务、财务的晏子风讲，“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只有七个支队，但虚报成十几个支队，谎称仍在沦陷区活动。实际上，只有百把的人枪就算一个支队的。从上海撤退到浙江时的官兵，实际上不足人，但对外却号称有几万人。最后在戴笠的批准下，批准三个建制团和一个总指挥部的给养与经费，全军每月支付万元，列入补给序列，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节制指挥，但事实上是由“军统局”直接指挥的。

“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先后有四人，第一任总指挥是中将俞作柏。俞作柏原是桂系李宗仁的旧部，后来投靠蒋介石。俞作柏这个总指挥是兼职挂名，实际上是由周伟龙和参谋长尚望两人秉承戴笠的指示，控制部队。

周伟龙是第二任总指挥，是湖南湘乡人。黄埔四期毕业。周伟龙自年到任后，不到一年，将上上下下的要职基本上都调换成湖南人。当时，浙江与湖南有派系之争，因而军中盛传“苏浙行动委员会，湖南忠义救国军，湘乡总指挥部”的谑称。随之而来的，就是江浙与湖南派系之争加剧。戴笠决定将其“明升暗削”，年夏，周伟龙被升调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总司令，名义上仍兼“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实际上已离开“忠义救国军”，到重庆去做新组设的别动军总司令。年夏，周伟龙当上了交警总局局长，年春，周伟龙因与准备起义的原湖南省主席程潜秘密联络，形迹为保密局长毛人风侦悉后将其秘密抓捕，年周伟龙在台湾新竹被枪杀。

第三任总指挥是阮清源，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是戴笠的得意门生。阮清源一开始是忠义救国军的支队指挥。阮清源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曾组织暗杀汪伪江苏省长陈则民，失败后不幸被捕，坚贞不屈，一时成为沪上新闻人物。年，脱险的阮清源任淞沪区游击纵队指挥官兼江苏省三区（江阴、上海郊县）行政督察专员，不久后任忠义救国军代理总指挥。年除夕夜，经周密计划，阮清源，率部潜入上海市，定时发动大爆炸，袭击日伪据点，重创日军气焰，震动大上海。年秋，阮清源任军统第三处处长兼军统华东区区长、军委会东南挺进军司令。日军投降后，年8月18日，阮清源，率两个团进入上海，成为最先进入上海的国民党部队。

第四任总指挥马志超，是陕西人，黄埔一期毕业。西安事变时，马志超是陕西省会警察总局局长，后在胡宗南部任职。马志超之所以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是因为戴笠求教于胡宗南，由胡宗南替他物色的。马志超是个一切只知服从上级，外貌憨厚，内实奸狡，任事圆滑，且无地域观念的人。自年7月接任到年10月，“忠义救国军”改编为交警总队，马志超任交警总局副局长（总局局长先是吉章简，后是周伟龙）。年春，周伟龙因起义泄密被撤职逮捕，马志超升任总局局长;4月底，马志超率交警总局和部分交警部队从上海逃往福建，随后又逃到广州、台湾。

“忠义救国军”是交警总队的前身，这点许多人并不清楚，需要特意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