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接受视域下的徐祯卿江左风流故自在

“江左风流”一词，不仅具有地域指向，还具有文化和文学意义。“江左”，又称“江东”，在地域上指的是长江下游以南地区。

在文化与文学方面，“江左风流”不仅指以魏晋时期王谢为代表的文化性格与书法风格，还指吴、越地区“贵于清绮”的文学特质。

徐祯卿与唐寅、祝允明、文徴明并称“吴中四才子”，其诗风“散华流艳”。弘治十八年(年)，徐祯卿举进士后留在京师，不久从李梦阳等倡和复古，诗风大变，虽与少时殊异，但仍保留了早期诗歌“江左风流”的特色，自成风格，几与李梦阳、何景明三足鼎立。

与徐祯卿交好的祝允明也有“遑遑访魏汉，北学中离群”之评。《明史·文苑传》认为徐祯卿“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然故习犹在”，《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徐祯卿诗“于七子为别调”。

一、徐祯卿诗歌“江左风流”特色的形成

徐祯卿的诗歌创作与其人生历程密切相关，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在吴中生活二十七年，进士及第至病逝六年。

他的早期创作受吴中文化的熏陶，内容多悱恻凄怨之情，风格表现绮丽。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与其师法六朝及刘禹锡与白居易有莫大关系。

首先，“江左风流”特色的形成是其长期受六朝文学浸染的结果。李梦阳指出，南都文人士子尚习六朝之诗文自然成风，还特意提到跟随他倡和复古的羽翼顾璘、朱应登等人带有六朝文学的习气。吴中与南都同属江南胜地，吴中诗人必然受到六朝文学的影响。

就徐祯卿而言，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他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上。从他的一些散见在诗歌中的论议，足以看出徐祯卿对六朝文学的偏爱。

六朝文学对徐祯卿的影响，还表现在他早期对六朝诗人的诸多拟作上。试看《效何逊咏倡家》，诗歌选取的物象多十分清丽，如“帘栊”“花雾”“暗牅”“新竹”“虚堂”“落钗”等。使用“淅淅”“明明”等叠字又有古诗之韵。

徐祯卿还有其他接近六朝诗风之作，如《榆塞叹》《步出西阊吟》等乐府诗。

其次，对刘禹锡、白居易诗歌的积极接受也是徐祯卿早期诗歌呈现“江左风流”特色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六朝文学的浸染促使徐祯卿早期的诗歌创作形成“散华流艳”的风貌，那么对白居易、刘禹锡诗歌的接受，则使其早期诗风更加清绮哀婉。

师法白居易，在吴中早已形成传统。从晚唐的陆龟蒙、宋代的徐铉、范成大，再到明初高启、吴宽、王鏊等人都对白居易较为推崇。明中期时吴中文人甚至习“白”成风，以“四才子”为代表的吴中诗人作诗几乎都学白居易。

与沈周、唐寅、文徴明不同，徐祯卿效法的是白居易感伤与闲适诗，使他诗歌创作中凄婉哀怨、弄风抟月的特点比较突出。

徐祯卿对刘禹锡诗歌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刘氏《竹枝词》等民歌风味的乐府诗、七言律诗及七言绝句的摹拟上，通常从句式和意境两方面入手。

化用刘禹锡诗句内容和意境，如《漫城》中“小儿黄口真成累，卧对牛衣自激昂”的第二句借用刘禹锡《谪居悼往二首》(其一)中“牛衣独自眠，谁哀仲卿泣”之意，以表达人生苦闷，但较之刘禹锡又多了一份少年激昂。

徐祯卿早年还经常对刘禹锡整首诗歌进行仿拟，《无题》(拟梦得)即他对刘禹锡《怀妓四首》(其四)的拟作。徐诗颔联承袭刘诗首联之意；颈联仿照刘句“姮娥归处月宫深”之境。徐祯卿不仅在题中明确表明“拟梦得”，而且几乎全篇都把刘禹锡诗句揉入其中，展现出他对刘禹锡诗风的谙熟与认可。

徐祯卿对刘禹锡以咏史怀古为题材的七言绝句表现出由衷的喜爱。诗集中《过故宫六首》《悲故宫二首》《淮阴怀古三首》《沛中二首》等均用七绝组诗的形式，以历史胜迹或历史人物起笔，兼评兼议，抒发古今之情，即是刘禹锡怀古咏史诗的模仿。

尤其是《过故宫六首》借鉴了刘禹锡怀古咏史诗的写法，以古写今，明面上是哀叹历史遗迹与历史事件，实际上感慨张士诚兵败的时事。

二、徐祯卿诗歌“江左风流”特色的去与留

徐祯卿早期诗歌形成了“江左风流”面貌，自举进士入京后，在李梦阳的教导下，他加入文学复古运动，革除往日清绮流艳之风，趋向北地豪放气象，逐渐向七子派的主流诗风靠拢，开启诗歌创作的新阶段。

但是他的转变并不彻底，在其“江左风流”特色的去与留之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1.“江左风流”之变而趋新

徐祯卿弘治十八年(年)举进士后，在京师因陆深结识李梦阳，诗风逐渐发生变化，诗歌“渐臻老成”。徐祯卿与李梦阳等人交游后，诗歌取向与诗歌风貌并未立即发生变化，而是经历了一个探索与论争的过程。

李梦阳是徐祯卿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虽然徐祯卿对李梦阳颇有仰慕之意，但其诗歌的复古取径并没有立即以献吉为标的，而是在与李献吉的不断论争中，远慕秦汉、近趋盛唐。

弘治十八年(年)，李梦阳作《与徐氏论文书》，对徐祯卿欲效仿皮日休、陆龟蒙的交游唱和十分不满。面对李梦阳的严肃批评，徐祯卿答以《与李献吉论文书》，先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文辞之贵贱，存乎其人”，而非其他。

他的《佚题》诗也佐证了《与李献吉论文书》中的观点：我虽甘为李左车，身未交锋心未服。顾予多见不知量，此项未肯下颇牧。徐祯卿对李梦阳从“初犹崛强”到“心倾意写”，的态度转折，促成了他诗风的转变。

此外，李梦阳还对七子派成员诗文进行过具体点拨，徐祯卿就受教颇多。经献吉教正后，徐祯卿逐渐摈弃了早期诗风，目光转向汉魏盛唐，积极倡和文学复古运动。如果说对李梦阳的服膺是徐祯卿诗风改变的关键契机，那么仕宦身份与地域环境的变迁则是他诗风改变的重要因素。

七子派成员多为进士，正是因为这个身份，徐祯卿才得以有与李梦阳结识的机会，进而加入复古阵营。

事实上，明代许多吴中文人都是通过考取进士而融入主流诗坛，如早期加入茶陵派的吴宽、陆深、张泰、邵宝等人，都是考取进士后入李东阳门下，且诗风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

随身份而转变的是地域环境。徐祯卿去吴入京，他诗歌中的意象出现明显变化。以在京作的《燕京四时歌》为例，对比徐祯卿早年的诗歌，在京师所作的诗歌视野开阔，所选取的意象以雄大的北方景物为主，如“天柳”“建章”“银冰”“金塘”“赤日”“葱岭”“玉门关”“蓟门”“代北”“燕山”等。

徐祯卿写春不再是“万古垂杨有绿阴，春城寂寂落花深”，而是“天柳垂丝拂建章，银冰千片落金塘”，从“垂杨”到“天柳”，从“落花”到“银片”落“金塘”，意象宏大，气势雄伟，意境高远。

此外，徐祯卿诗风的改变也存在内在因素。在性格上，一方面“吴中‘文弱’的风俗造在了徐祯卿‘温柔’的性格，使他在论辩中屈服于李梦阳的压力”，李梦阳的几番论争，再加上仕途的不顺等一连串事件所形成的挫败感，促使徐祯卿不断修正自己的复古取向。

另一方面，他又容易发生转变，并勇于探索尝新。在加入七子派之后，徐祯卿还表现出对仙释的兴趣，又曾与王阳明、湛若水等讨论摄形化气之术，王守仁曾称之为“学凡三变”。

结合徐祯卿思想的前后转变，对于他复古取径的变化的理解就水到渠成了。

其实，作为吴中文人，徐祯卿早年就对与生俱来的“江左风流”在追慕的同时也有所反思。居吴期间，他在所作的《谈艺录》中曾褒扬汉魏，对两晋以陆机为代表的绮靡诗风不满。

徐祯卿认为，“要学习魏诗与汉诗相通的以质为主、以文为辅的经验，所谓‘故绳汉之武，其流也犹至于魏’，而不能像陆机那样去突出‘绮靡’，文多质少，所谓‘陆生之所知，固魏诗之渣秽耳。’”

郑善夫为徐祯卿《迪功集》作跋时也谈到他“十岁学古文章，遂成章，二十外稍厌吴声，一变遂兴汉魏盛唐大作者驰骋上下。”正是这种对汉魏诗风的向往让李梦阳十分赞赏，并将其纳入复古阵营。

加入复古派后，徐祯卿开始积极地学习汉魏、盛唐诗歌，但具体的诗学实践方面与李梦阳等人又有歧异之处。

李梦阳、何景明等意在树立“气格雄浑”的格调理想，可以说是排除了典型的王孟文风；而徐祯卿所宗法的“盛唐”则偏向李白、孟浩然等清逸诗风，兼学杜甫、王维、李颀、高适、岑参等唐代诗人。徐祯卿对李白诗歌的仿拟较多。

徐祯卿不仅以李白自比，在七言律中也常融入李白之诗。此外，徐祯卿对李白诗集还有诸多批注，这在明代郭云鹏校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就有不少收录。

除了师法李白，徐祯卿还学习孟浩然，其五言律多类浩然。《酬边太常于燕山见忆之作》可以见之。此诗首联借鉴孟浩然《过故人庄》的“故人具鸡黍”，颔联又与“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之景十分相似。

徐祯卿后期的诗歌既有李白自然的遣词造句，得其之韵，又有孟浩然清逸的句法，臻其之境，以成清澹诗风，为“江左风流”之变而犹存留下可能。

2.“江左风流”之变而犹存

学习汉魏、盛唐诗歌的过程中，徐祯卿对六朝文学的接受并未停止，与吴中文人的往来也未曾中断，这是其后期诗歌“江左风流”变而犹存的重要原因。

此外，仕宦遭际亦对徐祯卿诗学转变造成一定影响。徐祯卿加入复古派之后，对六朝诗人之作的师法现象仍然存在，其中以二谢为代表。徐祯卿对谢灵运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其诗歌的仿拟、化用上。

还有对谢灵运的拟作，《学谢灵运赋华子冈诗赠赵建昌》是其中之一，徐祯卿在诗题中就已表明拟谢之旨，不仅学其形式，还套用其句；徐祯卿对谢朓诗句袭用亦多。

除了二谢，徐祯卿后期诗歌中亦时有拟化沈约、鲍照、徐陵之作。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及其羽翼都敏锐地指出徐祯卿取径汉魏、盛唐的同时，间学六朝。

徐祯卿受六朝文学影响还表现在他的交游上。从徐祯卿在京的交游情况可见他并未完全接受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复古派主流诗学思想，吴中文化对其的熏染未曾断绝，这也是其“江左风流”特色变而犹在的重要因素。

居京时期与徐祯卿酬唱往来较频的主要有两类人物，一是李梦阳、边贡、顾璘、朱应登等七子派成员，二是陆深、都穆、徐缙等具有复古倾向的吴中文人。

他相往来的吴中诗人多为早年旧识，尤与徐缙过从甚密，垂殁时曾向他托付后事。徐祯卿居京的时间其实也不算长，举进士入京之后于正德元年(年)受命赴湖湘编纂外史，其后又二赴潇湘，多次往返吴中。

返里期间，他又与唐寅等吴中文人题咏唱和，与吴中文人的密切交往是徐祯卿后期诗歌中“江左风流”特色去而未尽的重要因素。

除了诗歌接受与交游外，徐祯卿的仕宦遭际对其诗歌“江左风流”特色的留存亦有影响。据《朝正倡和集》所收录的徐祯卿的诗歌，可以窥见，徐祯卿在多次仕途受挫后，心态消沉，在诗中表现出对仕宦的厌倦、客居京师的边缘感以及对吴中的思念。

加之前七子复古运动趋于衰落，徐祯卿对政治和诗歌的灰心促使其不再专致于复古，这也是他后来弃文入道的重要因素。

三、余论

徐祯卿诗风的转变在京城与吴中南北两地之间引起了诸多争议。可以说，徐祯卿诗风变化与诗学探索给沉寂的南北诗坛注入新的活力。徐祯卿诗歌改趋汉魏、盛唐之后，推崇李白、王孟一派的自然清新诗风，他不同于俗的诗学接受丰富了明中期文人的创作风貌。

李、何为首的七子派主要师法盛唐李杜二家，取径较为狭窄；而徐祯卿则兼师盛唐诸家，其后文坛操觚之士如薛蕙、蒋山卿、王廷陈、高叔嗣、华察、皇甫汸等也开始效仿徐祯卿，融合南北，“皆清婉成音”，于明代诗坛开“清澹”一派。

徐祯卿倡和复古、融合南北诗风的诗学探索还扩大了七子派的影响，一些吴中士子也开始仿效七子，提倡复古。

明中期文坛，徐祯卿不仅几与李梦阳、何景明三足鼎立，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吴中后学景从云集，又加之王世贞等后七子派文人的倡导，一时“吴中绮靡之习，因之一变”。

在徐祯卿短暂的人生里程中，他的诗学创作和思想极其丰富，诗风转变也较为复杂，他的文学接受与批评心得值得认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