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选举看岛内南北社会差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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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结构——对台湾南北差异的实证研究》九州出版社，年

台湾社会南北差异形成有复杂背景，历史变迁、当局政策、政治需要、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加上民进党执政后刻意强化“南部意识”和南北矛盾的政治操作所导致的主观感受扩大等，共同造成台湾社会在南北之间有显著不同。

一、经济发展程度差异

一般说来，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对人口等生产要素会有聚集作用，社会福利与教育文化水平也会更高，进而收入水平增加，形成良性循环。

台湾北部，尤其是台北作为中心城市对台湾其他地区就是在经济磁吸效应下，发展出与南部不同的社会文化。

台湾南部，特别是台南市，曾是早期台湾的经济政治中心，后来由于丧失港口交通优势，省会及人口向北迁移，以及岛内产业发展重心由农、工业向服务业转移等因素影响，其中心地位逐渐被北部地区取代。

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动力作用，但同时也会吸引周边地区的资源向中心城市聚集。

百余年来，台北市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不断对岛内其它地区产生“磁吸效应”，使其在人才、资金、市场规模等方面明显比南部具有优势。

20世纪50年代以前，台湾一直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由于南部开发较早，人口较密集，南北经济差距不大。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近百万军公教人员均集中于以台北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南部都会区。此后，随着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与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向北转移，尤其是60、70年代，台湾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包括财政、教育、基础设施、人才等进一步在北部集聚，到60年代中期北部人口首次超过南部地区，南北差距快速扩大。

年代台湾确定将以代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路线后，年代政府就开始强力辅导电子代工产业，并决以新竹作为核心生产基地，政府各部门倾力扶持，在基础建设、设厂、税收等方面提供优惠。在城市建设方面，台北也进入大幅改造期，新建捷运、快速道路、联外道路等。

台湾北部的建设成为年代台湾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而台湾北部与台湾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就在此时期快速成形。

年代以来，台湾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台湾的支柱产业，其中高科技产业90％以上集中于北部地区。

在工业方面，北部制造业工厂数量所占比例由年的32.97％上升为年的46.73％，南部所占比例则由年的33.32％降至年的26.42％。到20世纪90年代末，南部工商企业登记数量为14.4万家，而北部则多达22.7万家，其中仅台北县就超过10万家。

到90年代末，北部地区人口占了台湾总人口的43％，而南部地区降到14％左右。年台北市每平方公里人口高达9,人，而台南市仅人，高雄市也只有人，显示北部人口密度高度集中。

二、政治需要与空间布局

台湾南北差异形成的政治因素，虽可远溯自清末、日据时期，政治中心逐渐由南往北移，但真正决定当代台湾区域差异的一个关键政治因素，肇因于国民党政权撤台至冷战时期的地理战略布局。

为应对冷战时期的战略需求，在台美共同防御的前提下，台湾各地与离岛被赋予不同的角色。

台北作为美军顾问团驻扎地，是统领整合全台情资、物资与金流的中心；台中是主要空军基地，兼任美国官兵在东南亚的临时休憩中心；台南为美军主要核弹存放区与战争所需工业技术育成中心；高雄则是重要物资转运商港、军港与重工业基地。此战略需求下的区域角色分配，成了今日台湾各个不同城市与地区的发展原型。[i]

台湾各地区在不同政治需要的背景下发展起各具特色的经济与社会形态，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形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因素。

年民进党上台后，采取“抑北扬南”的策略，限制蓝营执政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台北市的发展，试图以此达到“南北平衡”，但结果不仅没有缩小南北差距，反而扩大了这种差距，加深了南北矛盾。

其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在财政预算上极力向南部倾斜。尤其是增加了其大本营高雄的“统筹分配款”，同时减少对蓝营重镇台北市的拨款，有意把台湾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心南移。

二是遏制台北市的国际性活动。如台北市举办的“亚太文化之都”、棒球世界杯赛等活动，都曾受到陈水扁当局的阻挠与抵制。

三是提供优惠，鼓励民间和地方政府投资台湾南部。

四是加大对台湾南部的公共建设，以图改善台湾南部环境。

然而，由于陈水扁当局一方面财经政策出现颇多失误，执行力不足，缺乏对台湾南部发展的长远规划，不少下放地方的预算变成昙花一现的烟火，很多公共建设沦为使用率极低的蚊子馆，零散的民间投资也很难发挥聚沙成塔的力量。

更加之民进党千方百计阻挠两岸经贸往来，使得台湾南部与大陆的各项交流合作都远不及北部，台湾南部因此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遇，造成两岸交流北热南冷。

因此，在民进党执政近8年的时间里，其“抑北扬南”政策，并没有给台湾南部民众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南北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

台湾南部民众的生活质量没有因民进党上台而向上提升，反而差距愈来愈大，作为人民健康重要指标的平均寿命，台湾南部民众过去10年来比北部民众平均少活两岁左右。

这种南北差异逐步演变成台湾社会突出的结构性问题。

三、社会发展程度不同

除了历史上的经济、政治原因外，台湾社会南北差异还有一个重要成因，就是社会本身区域发展不均的结果。

以社会学中现代主义视角审视台湾南北差异，与台湾社会不同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似乎北部更能代表发展的高级阶段。

众多差别都能体现出某种认知，诸如：社会关系的差别─北部人冷漠，南部人热情；经济能力的差别─北部资源多，南部落后贫乏；文明精致程度的差别─北部国际化、够文明；南部草根本土。

当然，近年来一种以后现代主义视角观察区域差异逐渐在南部浮现，试图重新认识南北社会差异。南部可以不是粗鄙，而是推出电音三太子的新台客文化发源地；南部可以不用是草根，而是乐活；南部可以不用重拾北部生产的角色，可以拒绝石化厂、重工业区再进入。

一般而言，“现代化”意指在西方现代科技与工业主义的冲击下，任何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在这个定义下，有学者指出欧洲传统封建社会在十九世纪所产生的社会变迁，当然是最典型的现代化，而中国大陆与台湾自清末以来进行的现代化运动也会具有相似的特征。

现代化的进程，涉及外层、中层、内层的改变，具体说就是器物层次、制度层次与思想（行为）层次。对应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洋务运动”的船坚炮利、“戊戌变法”的制度兴革、“五四运动”的文化反省，便是这三个层次的指针。

从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器物层次的现代化最容易；制度层次的现代化较难，但是可以有相对现代化社会的典范参考、模仿、移植；然而思想（行为）层次最为困难，因为这里涉及到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改变，而任何一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内涵，都是长时间所建构，并为社会大众广泛接受者，当然不可能一夕巨变。

另外，在制度与思想行为这两个层次上，更有建立公共领域的崇高目标，在公共领域中，不仅以追求真理和事实精神作为基本信念，个人自由也必须受到公共规范的限制。

就思想行为层次而言，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情感取向”的，现代社会是“情感中立”的；社会关系方面，前者讲究“继承”或“关系取向”，后者则偏重“努力”与“成就取向”；执法方面，前者是“特殊取向”，是非准则可以因人而异，后者强调“普遍取向”，一视同仁，不容许特权或特例存在。

当然，传统与现代是相对的概念，一个传统的社会也会有某些现代化的发展，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也会保留部分传统的面貌，但程度的差别，仍然会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与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与结果。

在前述举出的三个现象中，均体现了器物层次的现代化，高雄的交通法规也与台北一样展现了制度层次现代化的意涵，然而实际运作上，几乎看不到所谓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庄严肃穆的停棺室扩音器可以此起彼落；应该进退有据的道路交通可以变成我行我素的都市丛林。保留浓厚的传统价值会带来异化的政治影响。

当代“民主”的概念，个人自由投票的行为要建立在个人独立思考的价值观上。因此，民进党所有的竞选策略，全部是以传统价值为核心所设计，简单说就是“搏感情”，南部支持者也确实强力回馈，其他的公共政策、基本价值、公共规范都不重要。一句“高雄好棒，陈菊接棒”的竞选口号，不知让多少高雄人义无反顾地前去投票，但高雄棒在哪里？跟民进党执政又有多少关系？没人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