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知识分子如何社交结社的艺术带给你

南方网讯近期，广西师范出版社出版新书《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这本书是一部研究明清士人社群的突破之作，本书突破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将改变学者对社集活动，尤其是16—18世纪的东亚知识分子社集活动的理解。

过去关于文人社集的研究，多偏重在晚明的江南。本书全面地处理了明清时期各个地区诗社、文社及以科举为主但扩及经义诠释的制艺文社，并将探讨的区域从中国扩及日本与越南，改写了过去对16—18世纪东亚学术思想史的理解。书中结合文、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明清士人各类社集活动，围绕社集与城市空间、地方家族、身份/阶层等，从社会、宗族、空间、文学、思想、医学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

同时，还研究了十八世纪日本与越南的文人社集情况，有助于从东亚的视角深化明清思想史、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此外，书中呈现的各种跨界交接与多元问学的现象，也为以后的学术运作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

张艺曦，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师从王汎森先生，目前任（新竹）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史与家族史，著有《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孤寂的山城：悠悠百年金瓜石》。

书籍评价：

过去关于文人社集的研究，多偏重在晚明的江南。本书突破了以往所有相关研究的成果，全面地处理了明清时期各个地区诗社、文社，以及以科举为主但扩及经义诠释的制艺文社。除了学术、思想、文学，这些文章进一步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社集与地方家族、社集与身份/阶层，以及社集与书画、医学等方伎的课题；并将探讨的区域从中国扩及日本与越南。这些视野新颖、成果丰硕的研究，完全改写了我们过去对16—18世纪东亚学术思想史的理解，是研究明清思想的必读之作。

——李孝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

本书结合文、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明清士人各类社集活动，从政治、社会、宗族、空间、文学、思想、医学、宗教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本书的内容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明清士人社群的认识，书中呈现的各种跨界交接与多元问学的现象，也挑战了我们现代学术分科与专业的狭隘。

——吕妙芬（“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系学界最新、最全面的关于文人社集的研究，指出明中叶以后，社集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不但与地方家族结合，更跨越不同的城市网络，反映当时的士风转变，牵动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局势；流风所及不仅是其他职业如医者，更影响到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如日本与越南之风气。

——巫仁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以“结社”作为主题，邀约各领域的研究专家施展各自的学术优势予以聚焦式的研讨，是一种有效的学术运作方式。由于近代学科细化的格局划分，学者常常固守于各自的疆域而精耕细作，却颇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但历史的实际本是浑然一体的，世事变迁，人际纠纷，乃是各种势力聚合而成的结果。哪怕是作为独立性很强的诗文创作，离开复杂的历史整体也很难言说清楚。“结社”本身便是明代人文活力展示的窗口，而明清之际又是人文精神变化的纠结点。由此，本书的学术内涵，将会为相关的学术领域带来诸多启示，并为以后的学术运作方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章节试读

城市舞台：明后期南京的城市游乐与文艺社群

明代后期的南京城确实是一个别具历史意义的社交舞台，士人在其中热烈展开各种社交活动：文酒之会频频举行，士人间的集会结社活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热烈的交游活动，激发士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晚明动荡时局中，纷纷扰扰的各种政治军事，往往成为社交的争议话题，乃至进而集结特定的政治阵营。如此，朝廷的政争延伸至城市生活，居于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京城，原是有名无实的首都，值此板荡之际，反倒成为热血士人舆论交锋的重要基地，也是他们个人生命昂扬的大舞台。

——编者按

一般论及南京文艺活动的展开，往往引用钱谦益(—)的论断，认为金陵之社集活动初盛弘治、正德年间，钱氏之说相当概括地点出南京文艺之盛况，然则其说亦不免过于化约，事实上，南京之社集活动早在弘、正之前已不乏事例。特意记录南京历史人物的《帝里明代人文略》引司马泰(约—)《三余雅会录后序》称：

吾乡虽称都下，去辇毂远，宦于此者，率事简多暇，得遂觞咏之乐。天顺中，翰林学士吉水石溪周公叙始结诗社，择吾乡能诗士人，若贺公确、王公麟与邵以诚，凡十人与游，题曰“南都吟社”。成化间，翰林学士西蜀篑斋周公宏谟继之，复与士人沈公庠、任公彦常、金公冕十二人游，题曰“清恬雅会”。正德初，户部侍郎海陵柴墟储公巏复继之，乃与挥使刘公默、士人施公懋、谢公承举凡十人游，题曰“秣陵吟社”。夫三公皆海内文宗，其人品诗格俱高，乃能下交诸士人。诸士人亦不少屈谄，觞咏适情，密若昆季。每一会时，都人辄拭目倾耳，称为胜事。

此说指点出，南京城市的特性及其文艺条件：这个城市虽号称都城，事实上，却是远离权力核心，在权力的操持上实属边缘，此地聚集为数不少的“京官”，官员之品级头衔颇高，却多近乎闲差，难有作为，事简多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无所作为、闲暇甚多之清高官员，乃多以写作诗文作为娱乐。这正是南京文艺发展的特殊之处，这些位高权轻的清贵官员，往往成为文艺社集的发动者。因南京之文社活动发端甚早，在天顺年间已然登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倡导社集活动者，都非泛泛之辈，天顺时组成南都吟社的周叙，与成化年间组成清恬雅会之周宏谟，都是翰林出身，正德时秣陵吟社之首脑储巏，则在乡试与会试中都是第一名。他们可说都是科举胜利者，且表现最优，是科举制度下，被认定最为能文之士。他们本来应该在宫廷之中占据最佳写作地位、文为天下表率的人——翰林本职固当如此，只是他们屈处南都，未能在堂庙之上，写作昭示天下的堂皇之文，领袖天下文风——所谓“海内文宗”。他们“怀才不遇”下，唯有另寻渠道发落其才气，以“下交诸士人”的方式，实践“文宗”之志向。

南京社集活动的开始，出于翰林提倡，事或有偶然之处，却也有必然之理。事实上，南都的六部官员，往往官品高而权轻事少，这些清高多闲的官员，往往也就成为文艺活动的主要成员，积极借诸文艺活动以自显，实属常态。也就是说，南京的社集活动中，那些来来去去的六部官员，是其中相当重要的成员。他们对南京的知识交流与文艺社交的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在天顺、成化年间首开风气，在日后的社集活动中，他们往往也多有参与，乃至成为其中要角。《四友斋丛说》中尝记：“孙季泉转南宗伯，赵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于诗，此来当必与君结社矣。’后季泉至，果时相酬唱，又以孙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极为相知。”可见这些任职南京之官员，多有文艺之好，而有此好者，入南都则有社集，已成必然之理。实则活跃于南京之文人，亦多有此类官员，例如：所谓“金陵四家”中的第四人就是弘治年间来南京任户部主事的朱应登(—)，他就职后积极参与当地文艺活动，因此与顾璘(—)等人齐名并列。嘉靖时期知名文人蔡羽(?—)、何良俊(—)都任职翰林孔目而活跃于南京文艺圈。文坛领袖王世贞(—)、边贡(—)、王慎中(—)、钟惺(—)则为南京六部官员而在此交会各方文人。万历时期南京文坛领袖曹学佺(—)，也因任职南京而积极推动文艺社集，将南京文艺推至极盛。凡此略可概见，南京文艺社集的发展，乃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位高权轻的“京官”乃属其中要角。因此，南京社集活动之开始出于南都翰林，殊非偶然。而这批南都“京官”在往后的历史中，依然是南京士人社集活动的重要成员。

天顺年间的南都吟社与成化时的清恬雅会，固可说是南都社集的滥觞，然此社集活动之发起，个人因素仍居主因。两位翰林爱好文艺、乐于交游，使之得以开风气之先。实则在此时期，全国之文艺风气犹然未兴，而城市社交生活也还不发达，甚且，这段时间南京城还在迁都后的大萧条时期，所以天顺至成化年间的社集活动，与其将之视为南京文艺风尚已趋勃兴，毋宁说是个人兴趣点燃的星星火光。或许正由于此，钱谦益在叙述金陵社集发展时，并未将此时期活动列入其中，这恐怕不是受限所知，而是刻意略过，盖此举不足以作为南京社集之源流或文学传统之肇兴。事实上，有关南都吟社与清恬雅会的活动，也殊少见诸相关记载，可以说有关南京的文学叙事中，这只是一段有些偶然的史前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