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东我家与基隆中学的不解之缘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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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台北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得炎热起来了，然而当朝阳刚刚露出笑脸，车行在七弯八拐通往基隆的山路上，不必打开空调,人仍觉得凉爽――由大弟基东负责驾车，在好友博洲兄的陪同引导下，我们一行三人轻车简从，专程奔赴北台湾的“雨都”基隆市，打算去那里参访全台湾都很知名的学校——基隆中学。

说起来，我的家庭与基隆中学真是有不解之缘：我的先父徐森源是曾任基隆中学校长吴剑青在大陆时的得意门生，和后任校长钟浩东是亲密战友；钟浩东校长的太太蒋碧玉，则是我来到人世间的“接生婆”；先父母又都曾任职于基隆中学，我的大弟徐基东就出生在基隆中学；“基隆中学案”发生后，先父母在基隆中学时的许多老同事、老战友，或牺牲或坐牢或亡命他乡；先父因为受到“基隆中学案”的牵连，也被迫抛家弃子，只身匆匆逃往香港，我的家庭因此而骨肉离散长达数十年之久……

故事还得从大陆说起。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爱国人士无不义愤填膺，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那时，先父徐森源正在广东梅县东山中学读高中三年级,是校学生联合会的骨干之一。由于抗日热潮的鼓舞，他积极参与发起组织“全梅学生联合会”，领导推动全梅县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次年夏天，先父在东山中学高中毕业，满腔爱国热情的他毅然参加了由丘念台（甲午战后反割台爱国志士丘逢甲的嫡子）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东区服务队，在广东东区客家人聚集的惠（州）、潮（州）、梅（州）属25县，通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街头抗日戏、办学校，以及绘画、运动、写作等各种形式的活动，积极从事组训民众的工作，团结教育动员民众抗日救亡。先父在东区服务队结识了丘继英、蔡子培、卓扬、邓子龙、黄炳辉、肖道藩、林启周、魏梵、徐新杰、黎明华、王致远、刘邹炽、张展铨、潘佩卿等一大批客家籍青年爱国知识分子，以及从台湾历尽艰险辗转来到大陆投身抗日阵营的钟浩东/蒋碧玉夫妇、萧道应/黄怡珍夫妇和钟的表弟李南锋等五名台湾爱国青年（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影片《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就是以此故事为原型改编的）。从此，他们成为同甘共苦、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先父徐森源与先母潘佩卿，也因此在东区服务队由相识到相知相爱，喜结连理，并于年秋在东区服务队驻地——惠州博罗县罗浮山冲虚观生下了我。接我出生来到人世的不是别人，正是护士出身的蒋碧玉以及丘念台的太太梁筠端，这真吾乃“三生有幸”也！东区服务队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凡是在该队出生的孩子，男孩起名必要有个“东”字，女孩起名则要有个“区”，以纪念东区服务队。这便是我的名字“徐博东”的由来(博是因为在博罗县出生)。

最值得称道的是，年东区服务队花费了很大心血，集中全力在罗浮山的冲虚观和白鹤观分别创办了两所学校――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罗浮中学由丘念台兼校长，古培灵兼教务主任，先父徐森源兼训导主任，肖道应兼事务主任。博西补习学校则是由钟浩东兼任主任。教师全部由东队队员担任，学生都是从罗浮山附近招收来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远近闻名，培养了一批爱国热血青年。

抗战末期，丘念台曾指派先父母与钟浩东、李南锋等队员深入到广州沦陷区，策动在穗台胞进行反日工作。年秋，先父秘密加入了中共组织。此后，先父又秘密吸收钟浩东、李南锋、李伟英、叶捷新、刘炎曾、徐新杰、蒋碧玉等东队队员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抗日民主同盟。

抗战胜利后的年4月，经组织批准，先父母与丘继英、钟国辉，偕同钟浩东/蒋碧玉夫妇、萧道应/黄怡珍夫妇、李南锋等东队台籍队友一起，漂洋过海来到刚刚光复不久的台湾，投入到重建台湾的工作行列。尚在襁褓中的我，则被送回广东蕉岭老家，由祖母抚养。

赴台后不久，先父徐森源接受时任基隆中学校长吴剑青（先父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的国文教师）的邀请，去基隆中学担任事务主任，先母潘佩卿以及蕉岭同宗徐新杰，也一道去基隆中学工作。年8月，钟浩东由丘念台和李友邦的举荐，接任基隆中学校长，先父则转任训导主任，方韬担任教导主任，钟国辉担任事务主任。另外，参加过东区服务队的李南锋、肖志明、蒋碧玉、陈明等人也都被钟校长延揽来基隆中学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弟在基隆中学出生，因为出生在基隆，故而起名“基东”。

钟浩东担任基隆中学校长后，他和他的同事们一心想把东区服务队的工作经验移植过来，好好培养教育台湾的年轻一代。也就是在那时，钟浩东由吴克泰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他们以钟浩东和先父等人为核心，一方面团结教职员中的积极份子，包括钟国辉、方韬、张逸民、潘佩卿、徐新杰、杨奎章、钟逢甲、蒋蕴瑜、肖志明、李南锋、蓝芷芳、林献秀、钟里志等十余人成立了学习小组，经常讨论时事和中国革命问题，积累了不少进步书籍杂志（后来“二·二八”事变时被钟国辉、徐新杰烧掉了）。另方面，又对学生进行民主启蒙教育，指导学生开展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及班会，给图书馆购买了不少进步书籍让学生阅读，并逐步进行学生中间积极分子的个别教育，同时通过学生与学生家长和社会发生广泛联系。当时，发生北平“沈崇事件”和东京“涩谷事件”，他们利用这两个事件指导学生秘密油印反对美帝的宣传品，由邮局散发到全台各地。在此基础上，后来基中中共地下党在教师和学生中间秘密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

在校外，年冬他们联络团结了台北等地的更多的进步朋友，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台湾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主要成员包括吴金（民盟）、黄华（民盟，东队老队员）、钟国辉、浩东、丘继英、黄德维（民盟）、杨奎章（民盟）、陈明（民盟，曾参加东队）等。推选吴金任主任委员，钟国辉、丘继英和先父当常务委员。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在台湾开展革命工作。

同年底，先父与钟浩东、丘继英又协助丘念台在台北创建“民建社”，进一步扩展丘在台湾的政治势力，并以此掩护革命工作。后来他们又通过丘的关系，先后建立了北一女、新竹商校、苗栗区署、国民党台中县党部、国民党彰化市党部及台南民众教育馆等多处据点。

年“二·二八”起义发生后，钟浩东校长紧急召集基隆中学全校员生召开大会，表示对起义的同情和支持。随后钟浩东、钟国辉等人还到台北参加过几次大会，号召台湾人民坚持斗争。当时，钟浩东与先父商量，估计到起义可能会旷日持久，必要时就上山打游击，因此决定把几名外省籍同事及其家属疏散到台湾南部。于是在基隆中学出生、才几个月大的我的大弟基东，在先母怀里，由事务课长邱连球(钟浩东的姑表)和李南锋两人护送下，搭火车南下屏东长治的邱家避难。事变后的8月26日，丘念台就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11月，先父应丘念台之邀，赴台中就任国民党台中县党部书记长。由此，先父母离开了他们工作了一年半之久的基隆中学。

年8月，“基隆中学案”爆发，钟浩东、张奕明、方弢、钟国员、罗卓才、连世贵、廖为卿、张源爵、江德龙、吴鹤松、蒋碧玉、李南锋、邱连球等师生先后被捕，陈仲豪、徐新杰、蓝明谷、陈少麟等几个人都成为“逃犯”。案发后不久，台湾刑警当局为“杀鸡儆猴”，迅速将张奕明（女，28岁，广东汕头人）、钟国员（28岁，广东蕉岭人）、罗卓才（27岁，广东兴宁人）、谈开诚（25岁，江苏镇江人）四位外省籍中共地下党员判处死刑，并于年12月10日公开枪决。其余本省籍的大都被判处感化教育。钟浩东校长坚贞不屈，拒绝接受“感化”,年10月14日，与另外两名中共地下党员李苍降、唐志堂一起，被绑赴马场町刑场，壮烈就义。

案发第二天，先父幸得在台中火车站碰见从基中逃出来的陈仲豪（先父离开基中后，由他接任训导主任），方知基中已经出事，遂只身匆匆逃离台中，后在组织安排下与王致远（丘念台女婿、秘书，中共党员，曾参加东区服务队）一起，搭乘飞机离开台湾前往香港（两年后又转赴上海，后调北京）。

逃离台湾前，中共地下党领导对先父说：“台湾很快就会解放，你很快就会回来”，家属不必撤离台湾。然而世事难料，人生无常，先父抛家别子只身撤回大陆后，从此先母只能孤身一人带着三个在台出生的幼子无奈地留在台湾，经历了长期被监控与歧视的辛酸而艰困的岁月。而我则在12岁那年，从蕉岭老家被接到北京与先父团聚。终其一生，先父望眼欲穿，无缘再见到滞留在海峡对岸的先母及三个在台出生的儿子。一直到两岸恢复单向往来之后，年近半百的我才终于见到了已经衰老的先母及三个年过四十的弟弟。尽管两岸依然对立，离散数十年的一家人总算能够团聚了。年先母偕同三弟一家首次来北京与我们相聚，当先母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祭祀先父看到先父的骨灰盒时，先是目光呆滞，久久不语，然后就放声痛哭，反复只喊了一句：“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当我和基东、博洲兄一行三人到达基隆中学时，金色的阳光已经洒满了基隆中学宽阔的操场、绿色的草坪、一排排壮硕的榕树、挺拔的教学大楼与体育馆。校园里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手棒着书本聚精会神埋头用功的学子。那一天恰好是星期天，听说学校有一场什么考试即将举行。漫步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可我眼前浮现的却是一幕幕的历史场景，那么鲜活！那么悲壮！我手持相机拍个不停，心中不由得涌起难以名状的感慨――基隆中学,先父母和他们的战友们曾经为之献出青春乃至生命的地方，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你的怀抱！（完）